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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网:在近期的财新峰会上,财政部部长朱光耀称,从金融危机教训可以反思,3%的赤字率红线和60%的负债率红线,是不是绝对科学的标准,这些观念的僵化并不利于改革,要在实践中调整。
朱光耀的这番言论令人联想到9月份财政部发布的《财政支持稳增长的政策措施》。该文件称,将实施更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加快推广PPP模式,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深入推进财税体制等改革等。
目前,中国正大力提倡改革救市。我国经济现在基本上沦为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为辅,贸易不扯后腿就不错了的局面。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内需消费即使不断下滑,其总的体量依旧巨大,市场基础在那。刚性消费品所构成的内需底线是不会变的。但是,贸易就不同了,中国的贸易经济主要依赖于外需。如今全球经济不景气,外需疲弱。国内出现企业倒闭潮、房价透支经济。消费结构正逐步形成刚需消费品比重越来越大,其他消费品比重逐渐降低。且随着我国资本外流现象越来越严重,以奢侈品为代表的高端消费群体正在逐渐流向国外。该现象正冲击着国内消费市场。
从财政部及国务院的调控政策看,增加财政支出的主要目的毫无疑问是加大投资力度,保证6.5%的GDP增速底线不破。然而,守住这种底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中国经济现在已然陷入了依靠政策维持的阶段。财政支出扩大、投资力度加大后,实体经济对于政策的依赖度就更大。以后政策退出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就会非常大。美国实行QE后,在第三次QE结束后就果断选择退出,虽然其中有美国经济好转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担心政策干预过多导致影响经济恢复正常市场状态。眼下全球经济不景气,IMF更是提出新一轮经济危机即将到来,而从实际情况看,美国已经不可能再独善其身。但美联储现在依旧倾向于12月份加息。由此可见,美联储加息的真实目的并不仅仅只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避免让实体经济对于政策依赖过大。这种依赖一旦持续时间过长就会形成一种习惯性思维根植到企业家概念中从而大致大规模企业误判形势造成新的泡沫。
财政支出增加伴随的必然是更激进的宽松政策,而长时间的宽松政策并不利于内需增长,反而是一种隐形税收。长期宽松政策向市场放水势必会导致国内通胀。但这种通胀并非通胀意义上的通胀。从中国宽松政策的结果来看,我国国内CPI主要是依靠食品、住房、交通等日常必需品的价格上升带动。我国今年CPI月度数据大致为每月3%左右。但其中,食品类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基本上都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可以说,拉动CPI的主要“功臣”就是食品。众所周知,食品是所有消费品中刚需最强的品种。因为食品价格上涨过快导致个人可支配收入实际是负增长(官方数据,最新我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为9%)。远不及食品价格两位数的增长。因此,这种通胀实际导致的内需下降。(个人消费层次中优先满足刚需消费)
以前中国的调控政策是哪里漏洞了补哪里,现在的调控政策依然变化,哪里漏洞了拆旧墙补新洞,旧墙再漏再拆其他的。如此恶性循环早晚会演变成陷入比日本更糟糕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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